专访光华管理学院金融系金李教授

在国内媒体上唯一搜到关于金李信息的是人人网上一个帖子：“今天上北大光华网站，发现金融系的teacher list上竟然出现了原哈佛商学院金融系金李！而且是全职加盟啊！全职啊！有木有！不像中欧长江高金一堆的特聘双聘兼职访问啊！有木有！”

    复旦及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毕业,在欧美著名学府哈佛及牛津的金融系任教多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顿的学生以及合作者，这一身光环放在喧嚣的金融圈，想不出名都很难，但金李的低调让人不可思议。

    影响政策是许多金融学者的追求，在媒体上在各式各样的论坛上向外吹风，甚至还有一些所谓的专家声称是某位高层领导的智囊，但这位领导在一个非正式的会面中称头一次见到该专家，称自己都不知道此专家是智囊之事。

    金李在国内很少接受媒体采访，“这些报道大多是增加一些知名度， 作为哈佛和牛津的资深教授，不通过媒体的报道，不需要外界太多人知道，我依然能影响到我应该影响的目标受众”。这位中年金融学者语调平稳，有着这个年纪不常见的镇定。

下一个十年：金融时代

    1994年从复旦辞去教职负笈美国，18年间重新从学生做起，一直到成为美国和欧洲最高学府哈佛及牛津的教授，金李堪称这个年代的学生的典范。

    2012年，中国加入WTO已经历时11年，经济的腾飞已经趋于平稳，在连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几十年之后，今年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破天荒要为保八而奋斗。人口红利似乎已接近尾声，刘易斯拐点已经隐现，中国步入了发展的新时期。在欧债危机、美国复苏乏力，国内产业急需升级的今天，已经难以像过去十年那样分享经济快速增长的成果，金李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点回国呢？ 

    金李有自己的看法，“我认为现在在中国能做很多事,不管是学术研究还是影响政策与实践。”

    “中国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会有很多有意思的事发生。金融研究的实践性非常强:大到国家宏观金融决策，小到企业的微观行为，金融研究都能起到一定指导作用。中国经济发展和金融市场不断深化，给像我这样的研究者带来很好的机会, 既能通过观察中国的高速发展获得学术的灵感, 又可望看见学术思想对现实生活产生启迪。” 

    “另外，过去十年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是一个很大的机会，但那时候从国外回来的学者可能要面临许多条件的不足。国内这十年发展得更快，相比西方差距更小，回来以后更容易适应。”

    “至于说经济发展的速度，比起过去十年，当然速度要低一些；但横向比较的话，中国仍是全球经济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潜力巨大。”“具体到金融上，十年前，金融研究上可做的事情不多，而现在则大有可为。”金李分析。“十年前中国金融高度管制，发展水平比较低。现在经济快速发展，但是金融的发展滞后于经济本身的发展。社会上越来越有共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受制于包括金融体系在内的制度的发展。下一个十年，我认为中国金融发展速度会加快，从而为整个经济的发展‘打通经脉’。这个时候回来，正是大展身手的好时机。”。

    “我在哈佛从教11年，在国外有一定的积累和历练，对西方社会和经济的理解也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完成了上一个阶段的储备后，现在回来是一个很合适的时机。从个人来说，作为金融经济学家，四十岁到五十岁正是事业上的黄金期，应该把有用之身献给国家”。

 

货币真有战争吗

    2008年，一本书进入了人们视野：《货币战争》。是不是货币真的存在战争，是不是有个巨大的利益集团在操纵国际金融，神秘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真的是世界最终的操控者吗？ 世界是像阴谋论专家所描述的，被少数人操控，还是像我们社会一样复杂？ 

    在美国生活过多年，曾经接触过美国经济金融领域不少大佬的金李比书的作者更能接近这些“神秘”人物。

“书中很多机构我很熟。我在哈佛和牛津的同事和好朋友，比如哈佛的Niall Ferguson教授，更是研究这些机构的专家”金李笑了笑，“恐怕宋先生把他们神话了，他们没有这么厉害，在金融危机中，他们自己也遭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他有一些观点是对传统思想有力的补充，唤醒了很多人去思考很多问题。但他在描述的时候有一些夸张和过度表达。

    在上轮金融危机中，中国损失有限，而国际金融资本的损失远远超过我们，这样阴谋论就很难成立，因为这样做对它们也没有任何好处。当然，不排除有一些人和机构能够看到中国存在一些投机的机会，因为其现代金融体系仍不完善。毕竟，不管是哪里的金融机构，都有强烈的逐利冲动，如果你有漏洞，他肯定想尽一切办法去利用。但是，与其说这是阴谋，不如说是资本逐利的本能。货币战争的提法，我觉得是可以商榷的。但偏听则暗兼听则明，听听不同声音总是有好处的。”

    “每个公司都有好人坏人，都有讲道德和不讲道德的人。”金李分析，“不少华尔街的前员工离职后写文章批评其原雇主鼓励不择手段去赚钱。金融危机之后华尔街在美国的声誉下降很多，在美国公众眼里，不少公司为了逐利，不讲道德不讲手段，把很多原则抛之脑后。这些绝对是不值得我们学习的。事实上，国际金融机构自身和国外社会也在不断反思其过去的一些做法，对国际金融机构不断提出新的监管要求，要求它们与时俱进。国内很多人盲目崇拜国际金融资本，其实恰恰说明我们接触西方金融机构较少，容易受到误导。接触多了，这种神秘的面纱慢慢就揭开了。”

 

美国资本还敢不敢投中国企业

    最近几年有不少在国外特别是美国上市的中资企业受到做空的投资机构和研究机构以及法律机构攻击，对其财务诚信提出挑战。这往往导致股价大幅下跌，引发国外监管当局的干预和质疑。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冲击，不少中国企业被迫或主动退市，有些希望回到国内或者香港重新上市。同时，中资企业在国外卷入的诚信危机，在国外引起了投资界对中国的恐惧。

    国内企业特别是民营的中小企业财务报表不健全，做法不规范，在成熟市场上这批企业上市后，国外投资者开始觉得这个企业不错，但是仔细一看问题很多。加上一些别有用心的机构操纵，影响了中国的企业在海外的整体声誉。有些很好的企业也受到池鱼之殃。

    “有企业家跟我抱怨，现在公司市值2000万美元，但公司的现金就不止2000万美元。”金李说，“国外市场对有些中国上市公司股价估值过低，这很不合理。”

    “这是中国资本市场发展的一个阶段性问题。被国外市场攻击的公司，有不少确实有不足的地方，甚至在法律上是有问题的。但是随着国外投资者对中国不信任的加剧，也有不少企业无辜受到牵连。另外，有不少受到攻击的企业家觉得很委屈。他们对国际市场了解不够，在上市过程中操之过急，因为国内习惯财务报表做好几套。而帮助他们上市的金融中介，其中不少是外资的金融中介，纵容一些不合规行为，甚至有意误导不了解情况的企业。有些中国企业家甚至遭遇到洋骗子。”

    从这些方面看，由于中国的金融和企业不成熟，在国际化过程中交了一笔很大的学费。痛定思痛，应该反思和改进，使中国企业适应成熟规范的国际资本市场。 在更深层次上，上市为了干什么，很多中国企业并没有考虑清楚。上市可以圈一大笔钱。但拿钱要干什么？这个钱是有成本的，股东是需要回报的，钱是咬手的。上市以后也要持续受到严格的监管。过去中国股市在监管和纪律处分方面的缺失，把一些国内企业家宠坏了。到国外，遭到当头一棒，才明白上市不是那么简单的。

 

两种背景的教育

    金李1992年毕业于复旦，在中国接受本科阶段的教育，在美国接受研究生教育。但是他的孩子却在美国接受了学前和小学教育，现在要转到中国来继续小学和中学教育。两代人翻了个个，也让金李比其他人更能感受两国教育体制的差别。

    “国内基础教育非常扎实，我到国外都获益匪浅。”金李说，比如说数学和英语的教育，大学阶段经济学理论的教育。但国内的教育跟西方国家教育体制相比，知识面广度不够，课程设置比较保收。美国教育，灵活性和广度方面做得非常好，重视培养学生自己的积极性。跟国内“填鸭式”不同，在国外不光是大学，甚至中学小学阶段，都是启发式教育，希望学生能够提出问题，而不光是解决问题。

    作为一个学生家长，金李也非常关注小学教育。 “我家老大美国念完二年级，现在在北京大学附小念三年级。在美国念私立小学和幼儿园，在中国念公立小学。北大附小从国外回来的学生家长很多，连带着，学校的教育理念也很国际化，比如不提倡死读书，讲究‘快乐教育’。孩子很喜欢学校和同学。”。

    “但是国内教育资源相对有限。美国教育资源投入非常大，私立学校每个老师平均只带10个左右学生，鼓励学生去做不一样的，自己想做的事情，追求个性化教育；北大附小一个老师带几十个学生，老师强调学生要有纪律，不然老师没法管理。”

    从小学一直到大学，美国都是鼓励学生去尝试。在哈佛教书11年里，金李间感触很深。中国学生，即便是很资深学生，往往是比较被动的，老师讲他记笔记。即便老师让提问，同学往往不愿意提问，甚至有时觉得问得不好，是一个很丢面子的事。哈佛商学院的MBA学生，水平未必高多少，但是他们很大胆、想象力很丰富，愿意提出问题。 “这也部分反映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金李说。